在庄子看来，近距离的交往以信任为主，亦即通过具体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信用来取信于对方。

从如何履行伦理政治的义务这一角度来看，合于自然、顺乎必然(命)则构成了其主导原则。在庄子那里，所谓心，常常与个体的成见联系在一起，并与普遍之道或道的智慧相对。

虽然名闻不争，亦即与世无争，但由此而闻名，也不一定为他人所理解。后面提到的行事之情而忘其身，同样以实然和自然为关注之点：行事之情意味着将伦理政治关系与义务视为既成的规定而自然应对，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则进一步将生与死是一个自然过程的观点引入进来，以面对生死的自然态度面对人所处的社会义务。事实上，《人间世》中的心斋与《大宗师》中的坐忘呈现彼此呼应的关系，坐忘以离形去知，同于大通为指向，自我则由此趋于消解，心斋则以另一种方式肯定了无我的状态。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名和知可能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使如何建立合理的交往关系成为需要正视的问题。

要而言之，人在这个世界中固然有各种的责任与义务需要去履行和完成，但不能把这一过程视为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完成当然，而是应将其看成自然而然的过程，在这里，合于自然、顺乎必然超越了有意地行其当然。引申而言，日常生活中的诸事，都是如此。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2此说更明确地突出了三代是以礼之损益为本质特征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孟子已经先验地将德放在了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圣王的一边了，因此对于历史上一些与此不符的记载，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就做迂回的或另外的解释。（《论语·卫灵公》）由此看来，虽然孔子也认为三代之礼有所损益，但三代的历史文化在整体上是前后一脉相承的整体。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

21周人礼制上的变革和文化上的这些创新，显然非孔子说的损益所能涵盖的。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从这些汉人的引述中可知，《论语》此章所记孔子之言当作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商是从渤海沿岸兴起来的，是东北方的民族。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

随后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则进一步摧毁了传统儒家的三代史观。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因此，文-质论与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是在解释说明以往历史的更替，都是为后一代克或胜前一代做了理论的说明，这说明这种历史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哲学，与儒家的革命论以及以有道伐无道的政治思想是相互呼应的。

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 设为学校庠序以教之。

（《论语·子张》）荀子也说：古者桀纣……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后世言恶则必稽焉。《论语》记载：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传统认为的诸子出于统一的王官之学的看法，以及这种观点背后所预设的三代为诸子之源头的看法，自此解体了。九皇以上则降为庶民，无有封地。14顾先生并非要替纣翻案，他只是想以纣的故事来证明他的古史的层累造成说。清华简《厚父》也说：帝亦弗恐启之经德少，这些资料都说明启之品性是有问题的。而与尧舜对立的桀纣，他们不仅是作为历史上的亡国之君，而且也是集万恶于一身的道德的最低点。下车而封夏、殷之后者，以二王之后，以其礼大，故待下车而封之。

有蔚焕之三代，理想也。孙希旦认为，按文意，此二句必在周坐尸之上，简错在下耳。

15 顾先生还指出：春秋战国时人说话，最喜欢举出极好的好人和极坏的坏人作议论的材料。12王国维曾经将禮释为宗教祭祀仪式。

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

（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这些理论可以说是儒家三代说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演化。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23.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收入《傅斯年文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以三为循环的三统三正论，以四为循环的四法论，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这些不同循环的相互组合，构成了复杂的理论。

因这三代所尚之色和五德说一致，凡五德说所摆布下的符应和制度，大可取作三统说之用而不见其矛盾，若一说到夏，则一边青，一边黑，就要惹人疑惑了。以理想为行实，则轻信。

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是以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即前一代之德已衰，后起的一代以另一德胜之。对此问题，当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专门的研究。

4 陈澧力主百世可知是后世知前世，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笔者曾多次引用过清代学者邵懿辰的看法，《礼运》中的射御即射乡，御为乡之误。就这些原则而言，三代之礼是一致的。就学术思想来看，1917年，还在留美的胡适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汉志》所说的诸子出于王官的看法，皆属汉儒附会揣测之辞，其言全无凭据。

14. 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一，《顾颉刚全集》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8-300页。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但是，古人精心构建起来的统一的历史秩序、统一的思想格局，在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中，都被逐一拆散了。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

从地域、族源上来说，夏在西而商在东。夏商周三代在时间序列上位居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